[摘要] 重点城市3成项目挖坑待建，保障房差钱6000亿。全国一些地方保障房项目“挖坑算开工”，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检查，而玩的保障房建设的“文字游戏”，使社会各界对保障房开工率的真实性、竣工时间、资金到位等问题产生担忧。舆论压力之下，11月11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向媒体承认，其中存在约1/3的“挖坑待建”情况。
重点城市3成项目挖坑待建 保障房差钱6000亿
一些地方保障房项目“挖坑算开工”，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检查，而玩的保障房建设的“文字游戏”，使社会各界对保障房开工率的真实性、竣工时间、资金到位等问题产生担忧。舆论压力之下，11月11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向媒体承认，其中存在约1/3的“挖坑待建”情况。为此住建部已经下发通知，要求此类房屋年底前务必完成地基结构的施工。
然而，齐骥此言未能平息质疑。时代周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保障房项目尚未开工、建成公租房成本难收、后续到位资金堪忧、企业参与不盈利反亏损的现象。保障房建设之路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上海闲置地块列入开工项目
保障房建设，如何才算开工？
对此，齐骥表示绝不只是“挖个坑”，必须大体达到：一是年初比较早开工的项目尽量做到结构封顶，基本建成；二是开工较晚的项目力争完成基础，进入到地上的施工，让老百姓能够看到它的进度；三是开工急促的项目，到年底工程要做到地基基础和结构的施工。然而，在各地，尚且存在因各种原因基本未动工的保障房项目。
据东方网之前的报道，规划总建筑面积243万平方米的三林保障性住房基地，作为上海大型居住社区之一，其规划总人口8.45万人，174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已全面开工，其中140万平方米住宅已达到预售标准，预计到2011年底前，三林基地的保障性住房将全面竣工。
但是，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已上报纳入开工数据的三林保障性住房基地中，却有一块占地97亩的土地由于权属争议，闲置荒芜至今，甚至都没有“打洞”。这块位于三林镇懿德居住区的15街坊10/4宗、17/2宗地块，被三鲁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地块四周被围墙围起，空荡的地块上突兀地摆放着两个集装箱，围墙之外林立着已经基本建成的保障性住房。
此前，时代周报曾报道过，该地块原本属于上海银马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马”），该地块由最初的工业用地调整为住宅用地后，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推诿，银马与浦东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等多部门沟通协商，却迟迟拿不到土地证。
2008年，周小弟案发后，上海市房地局将三林懿德居住区2000多亩土地全部收回，用地性质全部调整为三林保障房基地，银马的土地随后也被一并调整为保障房用地。
银马公司董事长王文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跟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协商同意将其中50%的土地建设中低价房，并打算在此块地上创新建设“民间保障房”。但直到2010年11月6日，上海义品置业有限公司在该地块上准备开工钻探时，王文才得知该地块“一女二嫁”，政府部门并没有给银马一分钱的补偿就擅自将该地块收归国有，也没有任何公示或通知银马该地块进行招标，2010年悄悄以经适房名义将部分地块划拨给了上海义品置业有限公司。
11月21日，浦东新区公安局派出的维稳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王文才，该地块即将“强制”动工，理由是此地块去年11月就已经纳入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范畴，已经向全市人民承诺明年即将交房，但到现在都没有动工，各方都很焦急。
珠海新建变新增
而在广东珠海，同样有一块保障房用地在晒太阳。
于2008年奠基的珠海南屏沁园保障房项目，被统计纳入2011年珠海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项目落实及开工情况统计表中，表格中，该项目实际开工时间为2010年12月。然而，时代周报记者于2011年11月20日傍晚前往该项目现场时发现，偌大一个施工场地仅停有一台小型挖土机，工地内右侧一排建筑工人起居简易房，仅有两三间亮灯，其他都无人居住。项目用地，仅做简单平整之后再无施工。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2011年4月，就有媒体报道南屏沁园项目因为打桩遇到孤石而不得不停工的消息，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并未正式复工。珠海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的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该项目原本就有一个施工队，后因孤石问题而再招标一个施工队，后来上级部门担心两个施工队导致权责不明，故又恢复至一个施工队。其间招标、协商沟通过程耗时过长。
除了一些项目确实未开工之外，一些地方只为完成指标，把整治环境的一些拆迁安置房也纳入保障房范围；有的把其他类型的住宅或者是去年没有完工的项目，也纳入新建保障房统计。这些做法看似带来了表面繁荣，却与保障房建设的实质要求相差甚远。
以珠海保障房建设为例，截至9月份，珠海市住建局数据显示，已开工14个项目，开工套数为9514套。然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实际上，截至2011年9月9日，珠海仅新建5个保障房项目，套数3413套，与9514套相差甚远。对此，珠海住建局住房保障科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2011年初，珠海市政府与省签订目标责任套数为新增7910套，而珠海市以前保障房的统计口径中，未将企业自建职工宿舍形式的公共租赁房统计入内，因此可以纳入2011年的新增。
此外，时代周报记者还注意到，珠海市2009年、2010年开工的锦园、南屏沁园、五洲花城二期、横琴新家园、库区移民新村等城市危旧房改造同样出现在上述表格中。时代周报记者质疑，为何中央要求新建的保障房，到珠海市相关部门就变成新增。上述珠海住建局住房保障科人士表示，珠海市是按与广东省签订的目标责任书来执行的。
600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保障房的资金问题怎么解决？
根据年初的规划，今年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量为1000万套，需要资金1.3万亿-1.4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1210亿元，地方政府筹集4000多亿元，其余的8000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
而央行刚刚公布的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2808亿元，新增保障住房开发贷款1150亿元。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部部长杨红旭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现在中央的钱已经全部到位，即便认为地方政府的4000亿元完全到位，那剩余的8000多亿元资金是从哪来的？除了2000多亿元的信贷之外，企业自有资金和企业债是的源头。“而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显示，这两方面的资金来源势必无法弥补信贷之外的6000多亿元缺口。”
然而，地方政府的4000亿元资金也并非那么容易到位。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地方政府筹集保障房资金，有的是按土地出让金的5%或者10%来提取，或者按土地出让净收入的10%提取。据珠海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人士介绍，珠海市并没有具体比例，主要来源当然也是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然而，今年上半年，珠海市土地出让金为44.4亿元，仅完成预算的1/3左右。在财税收入方面，珠海近几年的额度也仅为100余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厉害，而财税收入总量不高。
然而，珠海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却认为资金不成问题：“2011年开工项目，资金均已到位，不用担心。然而，后续新建保障房的资金很可能变得紧张。”
不同于珠海市，深圳、广州等4个城市已经在试点做保障房债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秦虹近日表示，保障房债券能否顺利发行，关键是看率能否满足投资者要求，除了本身公租房的之外，仍需一定的政府补贴。
事实上，公租房为保障房建设的主要形态，单靠，回收成本将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时代周报记者走访广州公租房万汇楼发现，单凭，万汇楼需要57年才得以回本。
这会让很多资本就此失去对投资保障房的兴趣。
南京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宏定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定要平衡好资金的使用、归还，按时归还才会让观望资金积极入市。
保障房建设不赚钱困境
保障房建设，凭什么得到资本、企业的追捧？“究其根本还是要实现盈利，才会让企业资金、社会资金动心，而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才是保障房建设得以持续的重要保证。”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房地产分会会长陈宝存(博客)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事实上，目前很多房企参与保障房建设都是亏本的。
这一点可以在北京的保利嘉园项目得到印证。保利地产副总经理胡在新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单靠商品房销售平衡，保利嘉园的保障房项目是亏损的，后来靠销售商铺才填补亏损。
无独有偶，马上可以申请租赁的远洋地产旗下项目远洋•沁山水中公租房部分也是亏损的。其媒体公关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该项目略为亏损，目前已经移交给政府，由政府负责出租、管理。
相比而言，承建、代建保障房较多的首开股份对保障房是否盈利的体验最深。首开股份董秘王怡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保障房选择的地点、配套条件一般，对市场机构参与的吸引力不大；其二，有些商品房小区配建了一部分保障房，由于目前商品房销售不佳，整个项目很难实现盈利；其三，政府规定的双限房，价格过低，企业无利润可言；其四，一些政府回购的项目，回购时间没有保证。“例如，政府原计划5月回购，因为一些原因而拖到10月，你就得多垫资5个月，无形之中增加了资金成本。”
王怡认为，保障房建设不赚钱，有的项目甚至略为亏损。为了平衡整体利润，首开股份拟定施工保障房面积不会超过全部施工面积的1/4。
事实上，从利润方面考虑，在香港上市的房企雅居乐就明确表示不参与保障房建设。“目前保障房建设，主要由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央企，或地方国有龙头房企（如城建集团）来完成。”世联地产首席分析师王海斌如是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如此来看，房企参与保障房建设的积极性、动力并不大。今年以来，各地配建保障房住宅土地的流拍便是佐证。
保障房建设在探索中前进，民众无理由期待政府全部“买单”。事实上，各级政府“四两拨千斤”，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保障房建设，才是上策。
77元廉租房里的悲喜人生
(来源: 时代周报)淡出舆论中心快一年的郭春平，近日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今年10月，郭春平主动联系到媒体，称其到北京市朝阳区房管局递交廉租房年审的表格时，被工作人员告知，她将被要求退还廉租房，原因是女儿工作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请标准。
郭春平是北京市朝阳区丽景园小区廉租房的租户。在2011年元旦前夕，因和走访廉租房租户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聊了天，且说了一句房租“一个月77块，承担得起”，而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中，被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11月18日，已经对“采访”一词过敏的郭春平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年审的结果还没出来，“媒体的有关报道是在炒作”，要不要搬，还得看最终结果通知。
而在丽景园这个东五环外的京郊小区，总共约有500户廉租房租户。作为朝阳区首批廉租房租户，他们是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人群，却远离“77元房租”和“见过主席的郭春平”这些舆论关注的焦点。
通过走访这些租户，时代周报记者试图还原并呈现这个人群在廉租房构筑的家园里的喜和悲。
小屋里的大世界
11月22日下午，李云楼关紧门窗，在家里听着收音机的节目。窗外，呼啸的寒风卷着京郊的落叶、空塑料袋、工地的灰尘，在地面、半空中打着转。
即使孤身一人，79岁的他仍有足够多的想法，让自己在这样的下午里不至于太过无聊和落寞。他可以会会CD包里的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阿炳，或者他最喜欢的《红楼梦》—包里装着古今中外最精华的视听大餐；他也可以侍弄侍弄他十多盆的小植物，或者整理一下他平日里收集的各种小石头；他还可以看看电视—一台原本用于卡拉OK厅里的古老点歌机，改装后接上有线可以收到一百多个频道。只要他愿意，这些简单的设备依然可以将他带往他想要到达的世界。
按政策，李云楼于2010年底搬进北京市朝阳区丽景园小区9号楼廉租房里的一居室。近几年来，在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在飙涨的房价之后。2007年，北京实施新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了规模的保障房社区常营保障房。丽景园是常营保障房中的一个经适房项目，配建了9号、10号两栋廉租房。
这两栋廉租房，接纳了朝阳区批符合条件的约500户家庭，他们多为老、弱、病、残等低保户。
李云楼的一居室约30平方米，包括卧室和独立的厨房、卫生间。丽景园小区廉租房标准租金为每平方米33.6元，由于政府承担廉租房95%的租房费用，个人只承担5%，因此，李云楼每月所需缴纳的租金为52元，和额外的水、电、气费。
廉租房预先配备了煤气灶、洗脸池、马桶等；在卫生间和厨房的地面，铺有乳白色瓷砖；卧室和过道，则为灰色的水泥地。李云楼现在使用的家具、家电包括被褥、床单等，都由妹妹提供。若不是李云楼现身说法，来客无法将收拾得齐整、干净、精致的一居室，与一位79岁的孤身老人联系在一起。
单人床、橱柜、书桌以及角落的靠椅、边桌，将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占据得满满当当，却不显凌乱。床脚靠墙的位置，摆着一溜的针叶盆栽。李云楼说，因为买不起加湿器，这些鱼缸和植物就成了北方室内的空气净化器。
因为在入住廉租房前签的合同里，有规定租户不能做任何装修。李云楼连钉子都没舍得往白色的墙壁上钉，只粘了三四个白色的粘钩，用来挂他喜欢的画作和饰物。摆置在橱柜、鞋架上的陶瓷器皿，也是他便宜淘回来的，给室内增添了不少居家气息。
在丽景园居住的这一年里，李云楼平日会在早晨七点多带上刀剑、太极扇到小区的大花园里，打太极、练气功。晨练后，他悠闲地踱到小区附近，买些农家小贩的蔬菜水果。在他看来，这些农家小贩卖的蔬果不仅比市场里的便宜，还更环保无害。
今年入冬前，李云楼在小区花园里刮了些长青苔的地皮，敷在盆栽的土表和点缀的石块上。
“小区草地里的青苔现在已经枯黄了，就我这里养的青苔还是绿的。”李云楼站在窗边不无自豪地说。傍晚的阳光照进西向的窗户，正好落在他的身上。
“现在踏实了”
在搬进丽景园之前，现在这种闲适的日子在李云楼看来完全无法想象。
李云楼说：“以前没这条件。”李云楼的“以前”，指的是他在北京颠沛流离、在十几年里有过七八次搬家经历的过往。
上世纪50年代，李云楼家因被划为“地主兼资本家”，24岁的他不得不随建设兵团到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待他50多岁回京时，虽然户口落在永安里，但原来的家和工作已不复存在。一直未婚的李云楼，到一家修理厂打工，并住在单位里。
直到90年代，60多岁的李云楼从工作一线上退下，这意味着他要将单位宿舍让出，开始租房生涯。李云楼挑了租金相对便宜的城乡接合部。李云楼称：“城乡接合部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尽搬家了。”
在不断搬家的过程里，对于北京的发展，李云楼也都看在了眼里。次是西四环，李云楼遇上道路拓宽建绿化带；第二次是郭公庄附近，逢上建地铁9号线，“搬到这，这也占；搬到那，那也占，一步一步地越占越多，到最后村都没了，人家都搬走了，我更没地方去了。”李云楼称，单单在郭公庄这个村里，他就搬了四五次家。
2007年，在北京房价连续5年飙涨的情况下，北京市相关部门在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方面，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要求：“要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强化政府责任，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同年9月，北京市颁布《廉租房政策及管理规定（普及版）》，明确提出以租赁住房补贴方式或实物配租方式，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李云楼清楚地记得，就在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那一天，作为低保户，他申请廉租房获得批准，开始每个月得到550元的租赁住房补贴。
李云楼说：“北京城里的租金都得上千元，补助的550元根本不够在城里租房，我这几年都在农村租房。”
2010年，朝阳区廉租房项目交付使用，78岁的李云楼作为首批租户住进了丽景园9号楼，并以朝阳区廉租户代表的身份，在入住仪式上发了言。
今年年过六旬的李海蓉，几乎与李云楼同一批住进丽景园。在10号楼12层的一居室里，生性乐观的李海蓉，说起廉租房乐得合不拢嘴。
她也有一段曲折的过去。
李海蓉与老伴儿原来住在朝阳门，后来遇上拆迁，得到的几万元拆迁补偿费，连在北京买房的一个零头都凑不起来，老两口只好搬进了地震棚。11年前，老伴儿病逝，一直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李海蓉，申请了低保，每个月花200多元租住在农民的平房里。
李海蓉说：“以前一年得搬好几次家，搬得烦死了，请人帮忙搬家还得欠人家情。租房也不踏实，就怕哪天发病死在人家院里。”
在享受了两年政府每月550元的租赁住房补贴后，李海蓉在报纸上、电视里听说可以申请廉租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递交了申请。
如今，李海蓉每个月领的565元的低保，已足够支付51块多的月租。爱唱歌、爱跳舞的李海蓉，每周三、周四还到街道里参加中老年时装课。“现在觉得踏实了，觉得特知足。”李海蓉说。
三口人，30平方米
与这些孤身的租户不同，更多的家庭住户直接地将廉租房称为“鸟窝”，这除了想要形容廉租房小到“有站的地方没坐的地方”之外，与奥林匹克公园里庞大的“鸟巢”没有任何关系。
9号楼8层的租户赵家（化名）一家三口，就挤在33平米的一居室里。厨房、卫生间占去一半的面积，剩下的过道和卧室摆上床、书桌、橱柜、饭桌，就没多少可供人站的地方。
与其他租户一样，这一居室同样来之不易。赵家腿脚不方便，原与父母同住。在刚获知可申请廉租房时，赵家就按规定交了低保、无收入、无房等证明，在盖了十几个戳，经过一个月的公式之后，赵家的申请才获得正式通过。
“在公示的一个月里，只要有一个人投诉或反对，申请就被否决。”赵家告诉记者。
此后，赵家经历了三年漫长的等待，但并未换来生活的多大改善。赵家发现，厨房、卫生间占去一半的面积，剩下的过道和卧室，摆上床、书桌、橱柜、饭桌，就没多少可供人站的地方。赵家女户主说：“说是33平米，实际可使用面积才20来平米。”
为了能够住下一家三口人，在一居室3平方米的过道上，每到晚上，赵家就铺上被褥，凑成一间小卧室，供14岁的女儿睡觉；白天，被褥收起，堆放在门外的走廊，过道被摆上一张方桌，改为饭厅兼工作室、起居室。
赵家的一位朋友担心，在水泥地上铺地铺睡觉伤身体，就用自己店里剩下的木料，给赵家的过道和卧室铺上了木地板。
今年2月，暖气半夜漏水，水流了一地，浸湿了地铺。赵家心疼女儿，只得将正在长身体的女儿赶上床，他来睡地铺。
女儿14岁生日时，赵家曾提出申请要求换成二居室。但他们被告知，若要换房，得重新进入等待摇号的队列。为了一居室等过三年的他们，只好作罢。
对于住着两居室的郭春平母女，赵家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郭家母女分到了二居室，而他们一家三口只分得一居室？
赵家原居住地在朝阳区东郊，搬进丽景园后，女儿并未转学。家离学校远了，每天一大早五六点，女儿就得出门搭乘两趟公交车，才能不迟到。
赵家的麻烦远不止这些。他们发现，廉租房里的马桶时不时地出现问题。还未用满一年，已经让廉租房中心的工作人员修过多次，而且这不只是一两家租户的问题。现在，他们只能将马桶的水箱盖放在一边，要冲水时，用梳子伸进水箱，捅一下冲水开关。
廉租房里最光彩的事
11月底的北京，寒风凛冽，尽管腿脚不便，46岁的王佩荣每天仍要一步步地扶着凳子，从13层搭电梯到楼下的露台溜达透气。逼仄压抑的一居室，让他觉得憋气。
天气晴好时，楼下的露台和小区花园，也是租户们晾晒被子、衣服的好地方。有租户表示：“要在楼下占到晾晒的位置得赶早，晚了就没位置了。小区治安不太好，在楼下丢过被子、衣服，跟保安说了，保安也不管，现在只能把衣服晾在卧室的窗户上。”
就在11月16日，赵家7000多元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停在楼下车棚子里被人撬了。赵家估计：“可能是天冷，小偷打不着火，才没丢。”
赵家说，住进廉租房后，很多亲戚都没来往了，家里窄，来了亲戚，也只能在楼下会客。
廉租房楼下的露台，在成为一些租户会客点的同时，也成为小区里各路消息的集散地。比如，10号楼住了个“小姐”，被警察逮住了；9号楼有租户将房子转租给两个 ，等等。
至今，这两栋被一些租户自称为“穷人住的地方”的廉租房，发生过的最光彩的事情，莫过于胡锦涛主席的来访。
在去年12月29日，王佩荣准备像往常一样到楼下溜达的时候，被守在门口的警察堵在屋里，他被告知：“楼下有特殊情况。”
王佩荣探身到窗外，只看见楼下停着十几辆警车—那是王佩荣包括很多租户在内，在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最隆重的架势了。事后，王佩荣和楼里的租户才知道，原来是胡主席来过！
郭春平的名字，也是从那时候起才被更多的街坊邻里所知。对于此次媒体报道的关于郭春平家人均收入超标准将搬出去的消息，一租户说：“虽然住进来的时候签了5年的合同，但合同里有一条就有提到，收入超标准了应该搬出去。这也是为了公平起见。”
除了今年下半年时，来了一名由廉租房施工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派来为楼里的租户返修卫生间的地砖工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两栋为外界熟知的77元廉租房里进出的，仍是忙着经营各自悲喜的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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