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高房价，相信国内的有识之士，多已表达了担忧，很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亦频频表态不支持高房价。在坚持住宅商品化、市场化原则下，光靠官员表态、政策诱引和打压，是很难伤及高房价内核的。那么，与其如此，不若先搞住房保障。
从最近房地产业的热闹事说起。在南京的某论坛上，龙永图先生说，政府不是没钱而是有钱，所以2/3的房子都应由政府提供，1/3开发商去做，这部分房价越高越好，让富人去买，税收给政府，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他还表示，他表示政府应该把交通方便的地段留下来给老百姓盖房子，富人有钱有车，可以把高档房建到郊区去。此话自然生猛，一炮轰响，各房地产业辩手纷纷骚动激辩不已。我向来不掩饰自己对龙永图先生的敬重，但大家拿一个非房地产业人士的骇人观点当真，就是着人家的道了。这只不过是龙永图先生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大哥的一种自然的惜民忧民情怀以为作为一名精明强干的政客适时的塑造公众形象赢取百姓喝彩之举。
政府有钱论是近年来很流行的观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政府拥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这部分资金以美元国债为主，人们纷纷谴责其因为美元贬值而纷纷缩水。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大力宣扬应该把外汇储备通过一些手段分给老百姓，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这种荒唐的观点现在还有很大的市场。首先，我们要明白外汇储备是用来干什么的。在我们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目的自然就是干预外汇市场，维护本币汇率。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尤其货币攻击导致的货币危机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我国采用的是与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相挂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以应对货币投机性攻击事关重大。有人说了，那两万亿也太多了。外汇储备多少算多？现在货币攻击规模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在遇到攻击的时候，外汇储备再多也是不算多的。在形势不明的时候保持足够的忧患意识正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能做出正确决策的一个关键。政府投资基本上没有动过外汇储备也只是发行国债。所以，龙永图先生的前提错了，后面的结论自然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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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龙永图先生有一句话被各媒体忽略了，而这句话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龙永图先生说，现在房价之所以高，主要是在土地供应上，在建设一般老百姓的廉租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够。我前面的博文说过，不应该骂政府，但可以批评政府。骂是一种愤青无能的表现，而批评则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建议。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所谓“居者有其房”，是指政府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房住，而不能让人像流浪狗似的只能住在大街上住在马路上。因为有房住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做不到这一点自然就是政府失职，说严重点就是政府违宪。但至于保证人人有住房，不要说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迄今为止也没办到。而实际上，我国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大概在80%左右，少说也是世界前三名。欧盟平均水平是60%，德国是42%，美国大概是60%。但我们的出租房却只占全部住宅比重的15%，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很多人盲目神往的北欧国家瑞典等，这个比重是40-60%。而瑞士这样的西欧福利国家，占65%。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地多人少资源稀缺的国家，显然更应该使有限的资源实现的效用。当更多的土地资源集中到廉租房上来，可以照顾更多的低收入的老百姓，也有利于社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德国的自有住房率低，很大是因为租房更加方便）。而至于人们经常议论到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比起来，有两大缺陷。一方面，都是出于保障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的目的，廉租房能利用的成本实现的公益，这点在我国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经适房很容易再流动富人的手里，穷人买不到经适房富人买几套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为了防止富人住经适房在经适房里不建厕所的极端建议。而廉租房的建设自然需要政府方面出资，但完全可以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那样，实现政府投资和民间融资渠道的结合，甚至主要吸引民间资本，而政府对廉租房的房租进行补贴，以保障低收入的同胞都能有房住，都能住进自己有支付能力的房子里。
所以，与其天天指望着房价暴跌再去捡一套房，不如安安心心地租房子住。在廉租房方面，政府已经有相关政策，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共同期待政府在这方面的更好落实和实施。（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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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下发《关于调整本市廉租住房准入标准继续扩大廉租住房受益面的通知》，将人均月收入、家庭财产的门槛分别从800元、9万元，放宽至低于960元、12万元。实际上，近几年上海频频降低廉租房的准入门槛，收入标准从“低保”放宽到人均月收入500元、600元、800元，人均居住面积标准从5平方米放宽至6平方米、7平方米。看来，与很多地方政府不同，上海在廉租房方面是玩真的。
对于高房价，相信国内的有识之士，多已表达了担忧，很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亦频频表态不支持高房价。在坚持住宅商品化、市场化原则下，光靠官员表态、政策诱引和打压，是很难伤及高房价内核的。那么，与其如此，不若先搞住房保障。
道理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商品住宅市场确实已成为富人或投机者的“游乐场”，房产的天然投资属性，必然吸引大量的投资者、投机者。对此，政府很难深度调控，力度过大的行政干预会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还不见得能抑制房价。那么，不妨就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应把精力转向加强住房保障建设，先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如此则基本形成住房体系的双轨制。
而在住房保障体系中，廉租房当首先考虑；其次才是经济适用房。2007年以“国24号文”为标志，国家开始在住房保障方面动真格，并修订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重新界定了购买对象、户型标准、退出机制等。
2008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出“9000亿安居工程投资计划”，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131号文”，其中明确：2009-2011年计划通过廉租房解决747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总投入约2150亿元。然而，廉租房建设，实际上又遇到了老问题：地方政府投资不足，进度滞缓，甚至部分中西部城市靠多报人数，来套取中央的廉租房补贴。这一行为其实相当恶劣，打着为穷人谋福利的旗号，行骗取中央资金之实。还有少数地方政府的做法更为现实，干脆出售廉租房，以回笼资金，拿着钱再去建新的廉租房，以对付中央下达的廉租房指标，这严重扭曲了廉租房制度的本意。
地方政府永远差钱，只是去年以来受经济低迷影响，财政更加吃紧。资金短缺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出售廉租房，结果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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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包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余额；不得低于10%的土地出让净；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社会捐赠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1998-2006年间，累计用于廉租住房制度的资金为70.8亿元，其中财政预算安排资金32.1亿元，住房公积金增值19.8亿元，土地出让净3.1亿元，社会捐赠0.2亿元，其他资金15.6亿元。
显而易见，财政预算是廉租资金来源的主体。公积金增值是否应用于廉租房建设，存在争议。目前公众寄予厚望的是，能否从土地出让金中多划出一些，用于廉租房。住房保障原本属于社会保障范畴，花在这里的钱，实质是财政的转移支付，没必要理清钱到底来自何处。但在目前廉租房资金实在难以保障的情况下，直接从土地出让金中割出一块“肉”，是一种“取之于房地产，用之于房地产”的直接转移支付，无可厚非。
遗憾的是，土地出让金却是本糊涂账。税收是一种有法律约束的、账目清楚的政府收入，而土地出让金却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操控，号称“第二财政”的小金库。近几年，中央强调对土地出让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这有助于规范管理。但想要在支持廉租房建设方面出把力，还需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切实把卖地之“肥肉”，分点油水给急于租房的穷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市屡屡放宽廉租房受益面、增加投资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效仿。实际上，在廉租房建设上面，上海一直走在前列，2000年上海成为实施廉租房制度的城市。截至2009年10月底，上海市廉租房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万户，远高于北京的2.6万户，数量。
发达国家的廉租房能覆盖10%～20%的中低收入群体，中国香港高达三分之一。而我国大部分城市尚不足1%，即使2011年能按计划解决747万户的廉租问题，也仅占全部城镇家庭的不足4%。“革命”远未成功，政府尚须努力。地方政府绝不能以没钱为借口，在廉租房问题上打太极、捣糨糊、磨洋功。（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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