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在全社会资金总量的七成左右被拖累在房地产链条。各地楼市出现下滑，说明以投资、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2014全球移动金融大会”上如是说。
各地楼市下滑专家:旧城镇化建设模式已到尽头
（来源：经济参考报）“现在全社会资金总量的七成左右被拖累在房地产链条。各地楼市出现下滑，说明以投资、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2014全球移动金融大会”上如是说。
石小敏指出，与2002年到2008年的5年相比，2009年到2013年，中国走上了一条以投资、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石小敏说，今年以来，特别是五一前后，人们都明显感到楼市开始往下滑落。在以投资为主导的模式中，楼市往往是链条上最后一个开始往下滑落的。上游部分是供货商，比如钢铁、水泥、设备制造，这块现在深受产能过剩的痛苦，正在加大调整，他们两三年前日子就已经很不好过了。中游部分是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主要是政府融资平台，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一块面临的问题，占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总投资量的一半左右。审计署公开的数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楼市是最后的部分，是整个投资链条里，回收资金取得现金流的部分。按说楼市的日子相对来说是过的，但如今也开始明显地下行了。
“这说明这套模式已经走不通了，不得不转型。这套模式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现在全社会资金总量的七成左右是被拖累在房地产链条里。”石小敏强调。
石小敏表示，当前中国金融出现了两个悖论性的现象：，流动性很大，M 2是G D P的两倍，但是到处钱紧。第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企业的效率效益大幅度下降，利率反而提升，高利贷越来越多、增长量越来越大。
“中国的体制几乎无限制的允许还款素质很差、现金流很差的企业继续借钱，而这些链条将中国经济拖得很没有活力。”
最后，石小敏表示，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要政府回到自己应有的职能，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情，进展缓慢。但是，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服务业，包括金融是构造未来新的增长模式的主要根据之一，要把希望寄托在这里。
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未来将用品牌实现增长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日前发布的实时报告《有口皆碑 拔得头筹：品牌倡导指数在中国技术、媒体和电信领域的应用》认为，企业若能深入了解品牌倡导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则将对品牌的认知方式产生新的认识，并利用倡导的力量来推动营收增长。
报告撰稿人之一、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范史华表示：“如今，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品牌倡导———也就是来自客户的口碑推荐———日渐成为客户欢迎和信赖的推荐来源。企业需要将品牌倡导纳入营销策略组合，并充分发挥积极的口碑效应来推动营收增长。”
对于希望借助品牌倡导力量实现营收增长的企业而言，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准确衡量自身品牌的倡导水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BC G创造了品牌倡导指数。与其他指标相比，品牌倡导指数与营收增长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有助于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行动来提升品牌的倡导水平。
该报告还揭示了在中国技术、媒体和电信产品品类中推动倡导的关键因素。例如，在电信产品品类中，性价比是推动品牌推荐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网络覆盖和客户服务。在这三个推动倡导的最主要因素方面，中国移动的子品牌所获得的客户口碑要优于其竞争对手。在功能好处方面，客户和非客户最认可的是3G信号覆盖和服务质量。由于电信产品品牌在情感方面获得了用户的高度关注，因此为了增强品牌与客户之间的情感纽带，电信品牌必须具有极强的可靠性并能提供全面的服务。
报告指出，为了充分释放倡导的力量并推动营收增长，企业需要采取三个关键步骤。首先，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健康检查”，以明确了解品牌目前的倡导水平。第二，以此为基础来量身定制倡导营销计划，以提升客户对品牌已知优势领域的认识，同时提高客户对品牌其它领域的认知。第三，企业需要定制走向市场战略，以强化推动品牌推荐的关键因素。这一战略应以客户和非客户所强调的关键倡导因素中的实践为基准，并确定理想的切入点(营销、销售或组织)。
延伸阅读：
专家:城镇化要有耐心 不能一味追求统计数字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4月18日~20日举行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城镇化建设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能一味追求提高城镇化率这一统计数字。在经济增长换挡期，如果仍然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的速度，会使得城镇化脱离经济发展，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此外，对于“京津冀一体化”，他指出，北京“城市病”的根源在于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未来将做一些顶层规划及“外科手术”，转移北京的部分功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鬼城”有房无人后患无穷
杨伟民在4月20日的论坛主旨发言中指出，目前城镇化推进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工业产能过剩等全新的历史背景，需要改变原有的城镇化发展思路。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要把提高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作为一个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分解，级级加码，不要拔苗助长，更不要搞大跃进。”杨伟民强调，在经济增速减缓后，如果仍然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就会使城镇化脱离经济发展，出现有房无人的“鬼城”，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他提到,“现在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房子是建起来了，但人却没来，积累了一大堆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后患无穷的。”
杨伟民透露，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由传统的目标导向模式转变为问题导向型，有针对性地解决已经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经常设定一个追赶型、展望型的目标，一定要到某年某月达到一个指标。欠发达地区一看平均指标是多少，和它还有多大差距，就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倒推自己应该每年提高多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疏解功能缓解北京“城市病”
谈及如何解决“城市病”的问题，杨伟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微观形态调整的一个重要示范，由于目前不可能对所有大城市如何调整微观形态提出整体方案，所以首先选择在问题最突出的京津冀地区进行试验。
“北京‘城市病’的根源不在人，在于功能太多。人多是由功能派生出来的，不是本源性的问题。过去简单地说控制人口，结果人越来越多。所以北京‘城市病’的问题根源是功能集中过多，集中了太多的‘非首都’功能。只有控制增量功能，疏解存量功能，才能缓解北京的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杨伟民表示，未来将做一些顶层规划和“外科手术”，转移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在他看来，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种全新尝试，“过去提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由于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大，所以政策都比较粗，比如整个西部地区就实行同一个政策。现在来看，应该更加重视类似京津冀这样的次区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产业怎么样优化布局，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共赢，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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